[28]个人的正义是由城邦的正义由大到小推论出来的，个人的灵魂同样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与城邦的正义一样，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
这类评估指标的总体数量惊人，可以不断地分解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乃至四级指标。政府法治评估应由更具权威的机构进行或将法治评估纳入政绩考核或目标责任考核。
④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出现于1997年法治成为治国方略之后，关于法治的各种界定大量涌现，进而形成了普世主义法治观和国情主义法治观两类形态。(52)详细应用过程，参见王光主编：《城市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7页。中国法学界的法治理论虽然借鉴了西方的法治理论，但是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理想追求，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先秦法家的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观念、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等新思潮的影响。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也很快成为制定新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参照依据。(21)也有的研究从形式法治和实体法治的角度来界定法治，但是最终界定出的法治环境又落入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范畴。
(22)在评估理论方面，最受中国大陆各界普遍认同的就是著名的社会指标理论。对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给出了解释，例如北京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认为：立法是法治的前提、执法是法治的体现、司法是法治的保障、监督是法治的试金石、公民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11]如果不是失去文化自信，自惭形秽，只客观地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其实是历史中国对国家与社会或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一种划分，是一种通俗表达。
但为促成这一规范的落实，鉴于农耕社会这一历史语境，还建立并诉诸了激励父慈的另一重要社会机制，一种代际的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即父亲可以期待自己的慈爱有某种回报——子孝。但失去的是齐家的宪制意义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意义。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这一差别就注定了，从纯生物性上看，母亲也趋于比父亲更关心后代，更专注于照顾自己的后代，换言之，更慈爱。
女性不得不承担太多甚至独自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道理颇为简单，就是男性可用来繁衍后代的生物资源更丰富，女性则更稀缺。
又请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或是于族内择齿德俱尊立为族长，或是公举族中之贤者以辅之。Aristotle, The Politics, rev.ed., trans. By T. A. Sinclair, Penguin Books,1981, pp.56-59;当不同他人混合，一个家庭的人口也足以自我支撑且整体持续时……政府通常始于父亲。我的分析表明，齐家并不是治国的简单铺垫，这两个领域既不直接相连，也不当然重叠。
[32]参见注[16]，第172页。这就是要听话，因为其为人也孝[……]，而好犯上者，鲜矣。参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1页。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页。
贤能不待次而举,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但在早期农耕时代，生活资料稀缺几乎是常态，[26]可以想见，物种繁衍的天性注定人们趋于更关心下一代，而不是上一辈。
自《北齐律》之后，不孝被列入十项重罪之一。[14]其实，后世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分析论述。
皇权不下乡的治理传统就足以凸显了农耕社会中齐家的重要性，皇权与绅权分治是历史中国宪制的特点。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事实上，长幼有序也会有助于维系良好的代际关系，在一些问题上会有效支持和正当化父母亲的决策，想想上一段提及的，长子未婚，次子想先结婚，父母亲会断然拒绝，不给任何解说也完全正当，就因为这是社会预设的缺省设置。针对兄弟关系，儒家提出的原则规范是兄良弟弟。除非有其他注明，我以单姓村落作为预设的典型范例。若传说为真，那么至少从商代武丁起用奴隶傅説为宰相开始，贤贤就已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人类的生产方式就可能不同，因此要求不同规模的群体或社区。中国古人早就敏锐指出非教不知生之族也,[19]只有通过社会生活的认知才能设定并启动这个缺省设置。
[13]参见苏力：《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中国法学》2013年5期。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表明，这一直是新中国的重要宪制问题之一。
用年龄长幼序列来组织农耕社区，维系秩序，这与儒家在治国上一贯倡导贤贤或尚贤原则[35]也不冲突。在历史中国，这个责任主要由待婚女子的父母及其近亲属来履行。
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报应，子不孝是当年父不慈的报应。以及惩罚父亲本身也许会加重孩子的困境，现代社会中就常常且普遍有这类令人尴尬的经验。但中国农耕村落组织和秩序一直坚持父为子纲，首先关注纵向轴的辈分关系，横向轴则是兄弟关系。在《唐律》中，则成为十恶大罪之一。
这就再次表明儒家真看重的所谓人伦其实更多是血缘包装的社会关切和公共政策考量。但必须限定这种简单比附，否则容易忽略一些重要差异。
概括、省略、侧重（也即偏颇）不可避免，甚至必须。[1]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也没改变这一格局。
有关的介绍，可参见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45]从中国革命开始时开始的农民革命，到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合作化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1980年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1986年9月26日）），都是中国农耕社区的基本制度变革，都曾以各种表达方式进入宪法，更重要的进入中国的宪法实践。
参见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页。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农耕村落的组织和治理则自有特点，有政治性和公共性的一面，但更必须包容兼顾农耕社区的小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有很地方、很家庭、很个人或很私密的一面。而且，这种人性（或动物性）也符合长辈的最大生物利益，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0页。我在其他地方就曾讨论过，若是古希腊的底比斯城邦有长幼有序的原则，俄狄浦斯王出走后，也许就不会发生孪生子竞争继承俄氏空出王位的重大危机，至少更容易解决，整个城邦以及一些相关个人的悲剧也就有可能避免。
[41]原属于家和农耕村落社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规范由此成了历史中国社会生活，甚至某些政治生活的原则。人的天性，诸如男女之、亲子之爱，可能有助于核心家庭的发生和巩固，但很难支撑大家庭、家族或同姓村落。
[26]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但我也承认，贤贤与亲亲的区分并不绝对，有交错和重叠，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事就是交错重叠的。